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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世致用 知行合一

[ 信息来源: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| 发布时间:2016-05-13 | 浏览:4573次 ]

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,阳明心学也汇入了中华哲学思想的长河。

 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群体中,王阳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。在思想上,他以倡导“知行合一”、“致良知”,开创了中国思想的新境界。在事功上,他平定南中之变、平定宁王叛乱、平定西南边疆叛乱,以儒者兼事功,为古来所少有。作为一个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的典范,在今天他的许多思想和经验仍不过时。

  作为一个思考者的阳明

  阳明先生是一个思想家。根据《明儒学案》作者黄宗羲的看法:在王阳明之前,明代的学术思想不过是对宋儒亦步亦趋的模仿和实践,如像曹端、薛、胡居仁、吴与弼、吕等明朝大儒不过是对朱子观点的重新复述而已,很难称得上有比较大的创新。在明中期以前,学者们往往认为道理在二程、朱子那里已经说明白了、讲透了,现在人无需发明四书精义,只要按照程、朱所说的去做,能够躬行实践就好了。毋庸置疑,明朝前期曹端、薛、吴与弼等人皆堪称修身笃实之儒者,但相对来说,他们在开拓创新方面有所不足,他们更像是宋儒的尾声,而非一个新时代筚路蓝缕的开创者。

  阳明与此有异,阳明主张心即理,主张从立志,从内心下功夫,正所谓“破山中之贼易,破心中之贼难”。他点出人人都有良知,只要反求诸心,“致”的工夫做足,人人都有成圣之路。在他那里,成为圣贤不再是士绅的专利,士、工、农、商不必好高骛远、心游万里,只需立足本职工作,“在事上磨”。就如同孔子,在担任掌管畜牧的乘田时,就要关心牛马茁壮;在担任管理粮仓的委吏时,就要把出入的账目弄清楚,素位而行,即可成为圣贤。可以说,阳明为每一个人都打开了一个向善成才之门。阳明的这个思想与孟子所说的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、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可谓异曲同工,这也是后人称阳明有孟子气象的原因所在。

  他还提倡“知行合一”,主张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工夫”,知而不行非真知,他反对人们懵懵懂懂地去行、也反对知而不行。所谓“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”,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都是行,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当时的重知识、轻实践的学风。此外,阳明在立志、动静关系、四句教等等都有创见。所以黄宗羲才说:“无姚江(王阳明),则古来之学脉绝矣。”

  作为一个实践者的阳明

  阳明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,阳明先生的事功就是这种哲学实践性的证明。

  按照通常的说法,夏商周之后政教分离,有经世热情和才干的人往往缺乏施展的机会。比如,三代之前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等有德有位,在上云行雨施、经邦治国,而此后的孔、孟、颜、曾则有德无位,主要是在下传道授业、启迪众生。据笔者粗略统计,三代后的历史上出将入相,以学问兼事功的人并不多,除了同时从祀于文庙和武庙的晋朝杜预之外,阳明也算一个。

  阳明事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在不大幅增加朝廷军事和经济压力前提下,顺利解决了困扰明朝多年的江西、湖南、福建、广东交界地区的反叛;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,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;平定西南地区的土司叛乱、稳定了边疆,为此后改土归流和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。阳明以其功绩被封为“新建伯”,其谥号“文成”也属于美谥。《明史》高度评价了他:“终明之世,文臣用兵制胜,未有如守仁者也”。

  与当时一些略显迂阔的士人不同,王阳明的很多对策能准确抓住事物的关键,比如他在贵州时给水西安氏土司的那两封令人拍案叫绝的信(通过在信中分析利弊、并对该土司进行劝说,王阳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场潜在的叛乱),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乱中显露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,这可以说是历代儒者身上很少见的。

  除了众所周知的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功绩之外,王阳明在山东学政时期的一些作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。他在为山东士子出题时,强调要有伊尹之志能,在策论中针对当时纪纲废弛提出了急务六条(其中皆为宗藩、军事、水旱灾害、赋税、节制官僚贪欲等当世急务)。显然,他在山东乡试中的命题也体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色彩。

  阳明事功由学问而出

  古人认为:讲求经世,管仲、乐毅、霍光、诸葛亮、郭子仪等在学问上欠缺,像霍光甚至被批评“不学无术”;宋代的二程、朱熹等大儒尽管在学问、躬行实践方面令人称道,但是由于诸种原因,他们学问并没有成功地转化为事功。王阳明的特点则是经世致用,其事功正是由学问生发而出。当然这里所说的学问不仅仅是一种知识,而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修炼。

  “体则根于道学,用则拟诸世务。”阳明好友王文辕在阳明出征南赣之前,曾对阳明的弟子和门人说:“阳明此行,必立事功。”他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:“吾触之不动矣。”就是说,阳明在人生修炼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,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,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,遇事能做深思熟虑的考虑和进行淡定从容的应对。

  《明史》是这么分析阳明学问与事功关系的:“王守仁始以直节著。比任疆事,提弱卒,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,平定孽藩。终明之世,文臣用兵制胜,未有如守仁者也。当危疑之际,神明愈定,智虑无遗,虽由天资高,其亦有得于中者欤?”换句话说,阳明的事功正是来自于他的学问,正是因为他在学问上的修炼,遇事他才能够气定神闲;正是因为他气定神闲,在危难之际才能深思熟虑,最终成就不朽事业。

  经世致用:对于今天的启示

  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在评价王阳明时指出:“儒者之学,固以经世务为验也。”王阳明的治学宗旨“致良知”也非常强调知行合一。王阳明的言行其实是与孔孟之道一以贯之的。孔子曾经说过:“颂诗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,虽多,亦奚以为?”意思是说,读得诗再多,处理政事不能办得通,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,读这么多诗又有什么用处呢?当然阳明的经世致用并非急功近利,阳明先生在与顾东桥的信中,对三代以后功利之习进行了不留情面地批评。

  阳明的事功和学问雄辩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:“通经致用,方为实学。”相反,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,而且对自己也有害。

  经世致用、知行合一,或许是王阳明的学问和事功给予我们今天的一个启示。(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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